汽车老顽童陈光祖 | 汽车行业工作60余年，成就一代汽车人的不凡篇章

编前：

从一汽创建时期的大学生青年突击队队长，到我国汽车业界的资深专家，陈光祖将毕生精力倾注于所钟情的汽车事业。他先后担任过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公司副总经理、中汽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美国华鼎汽车技术贸易公司总裁、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总经理、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等。他在我国汽车行业工作已有60多年，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之一。他用满腔热情和奉献精神，写就了一代汽车人的不凡篇章。

投身一汽建设的难忘记忆

如果说，一生只能干一件事，那我选择的是汽车。与汽车结缘一辈子，这是命运和兴趣决定的。

在我的工作生涯中，最难忘的是一汽。至今每次到一汽，我总喜欢到共青团花园，看看当年我在那里栽的很多树，现在双手都抱不过来了。为此，我写了一首诗《新浪淘沙》，算是对自己从事汽车事业的真情表达，更寄望于我国汽车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迎接新中国70周年华诞。

我参与汽车事业的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进入汽车行业，在长春从一汽建厂到初期投产时期（1954年～1960年）的七年。

当时，一汽从土建到设备安装调试，都要员工自己做。大学生一般多分配到各处室，但我想去一线，于是当上了工人，同时兼任车间团支部书记和突击队长。那时年轻人多，工作很繁忙。

那个年代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差，天冷的时候有零下30℃，没有取暖设备。我们每人有“三大件”，即狗皮帽子、狗皮大衣、狗皮皮鞋。我们睡觉当团长（挤在一起取暖），吃饭当排长（人多排队），工作当营长（想干得更好些），学习当连长（联系实际，特别是学习俄文）。可以说是工作在前，休息在后。

1958年，我们组织了突击队抓“东风”和“红旗”轿车的试制，车间有上海来的8级焊工，承担最难的自动变速器变扭器焊接件。多年后，我在美国通用公司看到了和我们当时生产的几乎一样的自动变速器，但人家是自动焊，自动化生产水平高。

在一汽的七年，我积累了不少汽车生产经验和管理经验，为以后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同时，一汽总厂也给了我很多荣誉，我被评为优秀青年突击队队长、优秀团支部书记、先进工作者等，还授予我“一汽功臣”荣誉称号。

从事行业管理工作

第二阶段是从事汽车行业管理工作（1961年～1999年）的38年。

1960年，一汽老厂长饶斌调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汽车工业局局长，我有幸被选调到汽车工业局工作。这期间，我先后在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局、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中汽零部件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总公司等单位工作，都属于汽车产业的业务范畴。

那时，国内汽车产业整体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国外差距很大，尤其是汽车零部件的生产条件相当差，北京叫“胡同工厂”，上海叫“弄堂工厂”，都是手工操作。我们前期重点抓“解放”汽车；后来抓“跃进”汽车，就是南京汽车厂2.5吨载重车的生产，还有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北京212吉普车。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带5人到青岛进行行业评选，要评先进企业。回来后，我建议，人工评估评先进不是好办法，应该建立汽车零部件行业专业的研究所和实验室，用专业数据作为评选标准。为此，部领导在党组会上表扬了我。

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饶斌、胡亮（原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管理局副局长、总工程师）等老同志和国外汽车公司谈合作合资，叫我参加旁听，并派我带队到日本去调研。20世纪80年代初，我写了《国外汽车零部件国产化的通常做法》这一报告，饶斌看后很高兴，先在内部刊物登载，后又向当时抓国产化工作的国家经委推荐，国家经委专门刊登了这篇文章。

1984年秋天，饶斌在上海召开“全国汽车零部件新产品发展会议”，这是我国抓汽车零部件国产化工作的一次重大历史性会议，饶斌在会上作了近3个小时的动员报告。从此以后，以上海为重点，我国积极开展汽车零部件国产化工作。朱镕基到上海当市长后，上海的汽车零部件国产化工作达到高潮。这为我国从卡车时代向轿车时代转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国汽车产业扩大开放、开展合资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那时，我的重点是为上海、北京、湖北地区的合资企业国产化工作服务，基本常驻在这些地方，与当地领导一起抓国产化工作，同时也抓汽车零部件企业与国外合资和技术引进工作。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我国零部件工业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饶斌作为国家部委高层领导，一直重视汽车零部件国产化工作，直到退休还在关心这项工作。在纪念饶斌同志诞辰100周年时，上海汽车行业的领导们专门提到：“饶斌为中国汽车工业鞠躬尽瘁，最终倒在了为桑塔纳轿车配套零部件国产化奔波的征途中……”这与当时部分“重主机、轻零部件”的思路形成了鲜明对比。

走上汽车咨询工作岗位

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建设汽车合资企业进入高潮，在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现国家发展改革委前身）和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关怀下，成立中国汽车工业工程咨询公司（以下简称“中汽咨询公司”），以便为企业引进技术和合资提供项目可行性报告的编制、评估、定性服务。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和机械工业部党组经过反复挑选，推举我担任中汽咨询公司总经理，负责筹建公司。这是在1988年底，当时汽车界老同志、老资格的人物很多，我不算是老资格，但却被推上去了，这很难得。

于是，我参与负责上汽、一汽、二汽、东南等企业的大型合资项目可行性评估和定案工作。我到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国际工程咨询训练班参加学习，并参与其专家委员会工作。这对我是一次新的历练，我几乎是从头开始学习，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尽可能把一些重大合资项目的评估工作做好。这些重大项目，往往一个项目就需要五到六年，经过反复谈判、交流，最后才能定案。对其中每一个项目的评估报告，可能要花费半年到一年时间，对重大问题进行反复研讨，才能作出定案，并向国务院常务会议报告。

当时，朱镕基总理对引进项目的审定十分严格，如果做不好，部长都可能挨批评，这是对我的重大考验。但正是因为要求如此严格，我对汽车产业发展的本质认识有了迅速提高。我感受最深的是，对重大合资项目不能讲假话，重大问题不能马虎应付。好在我们的班子都是一些年纪大的老同志、汽车专家，工作中相互关照、帮助，相互学习，工作上没有出大问题，领导比较放心，大家都比较满意。

那时主抓我们工作的，是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吕福源，他工作十分严谨、从不松懈。他安排我在美国底特律成立“美国华鼎汽车技术贸易公司”，由他任董事长，我当总裁，这样可以更好地在欧美跨国车企间活动，比较深入地了解国际汽车企业的动态和发展方法，为开展项目工程咨询提供较好的参考。

就这样，我在汽车咨询领域奔波近十年。年纪大了，我问吕福源副部长：“是不是可以让我退休？”他说等找到人就让我退，于是一直拖到1998年。当时国家撤销部分部委，机械工业部也在其中，我就从公司退休了。吕福源对我说：“你的身体还可以，我们都离岗了，但还是要关心汽车产业的发展。”于是，他让我到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任秘书长，说这样我们还可以有时间、有机会进行汽车行业的工作交流。于是在1998年，我退休后就到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工作。

为汽车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我工作的第三阶段，主要是退休后为汽车产业发展建言献策（1998年至今）。

时间过得很快，我退休至今，已有20个年头了。在自身有条件和感兴趣的情况下，我继续为汽车产业发展做些力所能及的服务性工作，如参加汽车论坛、报告会、访谈和写些文章，但重点放在建设汽车创新工程、加强发展汽车零部件核心科技和汽车产业结构改革上。

我经常写文章，表达对我国汽车产业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寄予的希望，所以有人称我是“汽车老顽童”。从2010年开始，我用两年多时间跑了140多家汽车零部件和整车企业，目的是更好地助力自主汽车零部件企业和核心技术的发展。这项工作很累，访问企业要做到“三看”，即看领导、看现场、看研发。有的企业董事长出国了，等他回来后我们要再去跑一次。陪同记者告诉我，据不完全统计，乘飞机就有约300次。终于在2013年，在纪念中国汽车工业诞生60周年之际，我和慧聪网合作完成了《百奇——在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一书。这本书有70多万字，是关于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专著，由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在2014年3月出版，书名由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题写。原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张小虞、原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胡信民、原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副董事长张兴业、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机械装备处原处长李钢、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邢敏等老同志都为该书题词。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很不容易，这是为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发出的一声呐喊。

在中汽联，我一直以高级顾问的名义参与一些活动。这些年来，我也尽力参与汽车售后服务业的一些活动，努力为改进汽车售后服务工业发挥一些推动作用。

这些，就是我这个老汽车人的汽车强国梦。应当说，也是汽车老同志追求的一种美好梦境。

以上文章转载自：“中国汽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