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工业资深专家陈光祖：李岚清是我从汽车小兵到老兵的引领者

编者按陈光祖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经历者和见证者。

1933年8月，陈光祖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1952年院系调整时，随复旦大学财经学院调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工业管理系乙班。1954年毕业后，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1960年调往北京新组建的机械工业部汽车局工作。

他历任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汽车工业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美国华鼎汽车技术贸易公司总裁、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等职，现为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委员。

近日，陈光祖手写撰文，回忆与李岚清同志的往事。帮宁工作室略作编辑刊发。

李岚清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原领导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对我来说，他还是我从事汽车事业从小兵到老兵的重要引领者。

前不久，帮宁工作室发表李岚清同志撰写的两万字长文《回忆在苏联汽车厂实习人员的岁月》，我认真看了几遍，勾忆起很多受李岚清同志影响的往事。

饶斌百年雕像在一汽集团揭幕，岚清同志讲话。

苗圩(图左)、何光远(图中)等同志参加揭幕仪式，图右为陈光祖。

01.最为信赖的学长

 从1950年代始，我和岚清同志同读于上海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同住在学生宿舍二楼。岚清同志是高我两届的学长，是系团总支组织委员，当选为校学生会副会长。他学习勤奋优秀，生活活泼热情，节假日常带领我们唱歌跳舞。当时我们班有20多人，其中有六七个团员，我任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常常跟岚清同志学着干着。

 文章中写道，他爱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1950年初，在学生中流行苏联另一首名歌《喀秋莎》，我们跟着他学唱。 

 1951年，国家组织第一批学生到苏联留学，岚清同志提名把我安排上，他对我说：好好学习，为国效劳。但我出身不好，而且有海外关系，包括在中国台湾也有关系。所以，有关单位原定送我到原上海震旦大学学俄语，但经审查，停止了我的出国资格。

 岚清又找我说，北京刚成立北京外语学院，专门培养驻外使馆人员，你是否愿意去学习?我说，我在这里挺高兴的，就不去了，而且系里也没有更换去苏联留学的人员。

 他是我最为信赖的一位学长。

上海财经学院部分同学与陈秉权留影(后左二)。陈秉权是原财经大学学生会会长，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住处与作者很近。几次相会，说汽车是大产业，希望建立汽车工业工会分会，并进行过多次商讨。

1953年，国家教育院校调整，复旦大学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政经济大学)，我们班扩大到60多人，包括原属交通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江南大学等校企管系的学生。我还是当团支部书记兼班长。刚合并时，思想工作比较多，要磨合，所以我要多组织大家跳舞、游泳、建乐队等活动，让大家能更融合团结起来。

 1954年夏，我们毕业，系里由指导员即系党支部书记牵头，组成一个分配小组，叫我参加。有一次会后，指导员告诉我，你命运不错，被分配到北京，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我就给当时在长春一汽工作的岚清同志写信，告诉他分配信息。

想不到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他在信中写道，你这毛毛躁躁的人，不要到上面机关工作，要到基层去锻炼，你就说分配到长春652厂(一汽建厂的代号)工作，搞汽车事业。

我将情况告诉了指导员，希望能分配到长春652厂。指导员说，我只是给你通报，我没有分配权。

 我说，我愿意到吃苦的地方，如果反过来，要是从吃苦的地方到北京图享受，那就不对了。

 他说，那好，我向校部反映反映。 

 这期间，我反复催促过好几次。终于有一天，他告诉我：让你去长春652厂工作，听校长还说“这种想法很奇怪”。

 02.一汽燃情岁月 

 就这样，在岚清同志指点下，我开始进入汽车行业工作。 

 那时一汽刚开始建设，天气比现在冷得多，接近零下30℃。我们住在日本侵占东北时建的搞细菌研究的老破厂房里，没有暖气，一排排长床铺，二三十人挤在一起睡觉，早上起来都得用木杠拍打冻住的手巾、鞋和衣服。但是，我干起活来却感到新奇快乐，休息日子时，就到城里吃酸菜白肉汤和饺子，平时吃不上大米、面粉，经常吃高粱米。

 起初，我被分配到工地做工程记录，记下每天挖多少坑、树多少根柱子，实际上就是工地记录员。为了今后更好地工作，我们需要早起学俄文，是校办俄文班，晚上学汽车制造技术。

 当时，一汽流行一种说法“冬天当团长、工作当营长、学习当连长、吃饭当排长“。这4句话的意思分别是：冬天太冷，大家挤着睡，互为取暖;工作时看谁能吃苦，能干好活;学习时要联系实际，搞懂什么是汽车，怎么去生产汽车;工地有几千人，吃饭多用卡车把热饭送来，大家排队，但人太多，多数时间只吃到冷冻的饭。 

 我还到当时的长春汽车理工学院(吉林工业大学前身)学习，校长由郭力同志兼任，朋友介绍了两位福建同乡的副教授，说学习在校发的资料和听课3年，就可获得硕士学位，可惜我只学了两年就去了北京。 

 工厂建完后，我要在原地搞设备安装，这才知道是工具分厂毛坯车间。工厂从苏联运来各种设备，机床要进行安装调试，有一位上海来的工程师，但他负责的事务太多，顾不过来。我们两个技术员只好摸索着干，边干边学，把各种装备、机床安装调试好。 

 1956年7月15日，一汽第一批试生产“解放”牌卡车下线，13辆新解放参加了庆功游行。第一辆上是乐队，第二辆上是领导干部，第三辆上是突击队员。我站在第三辆车上，从工厂到市里庆祝一番。

 就是在这种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大家共同努力奋斗，如期完成党中央提出的“三年建厂目标”，达到“三出”，即出汽车、出经验、出人才。

一汽举行奠基典礼，李岚清等6名共产党员抬着刻有毛泽东主席题词的基石进入会场。

1956年一汽建成，这是第一批十多辆汽车进行欢庆的热闹场景。

一汽正式投产，从基建转入生产，工厂机构设置分工大调动，知识分子多被分配到职能机构，在办公室工作。我们车间新分配来一位车间主任，是济南工厂老干部，也是劳模。他对我说，设备都经你调试过，你能不能留在车间里工作? 

 我说，我要对调试设备进一步实际操作，当一名工人。山东人很痛快地说，你先到锻工干吧!于是，我成为一汽第一代汽车工人，从锻工干到焊工，再干到机工，而且是三班倒，学到了实际技术，但不觉得累。

不久，我当上副工长、工长。工具处成立分团委时，指定我当宣传委员，兼车间团支书和突击队长，那时工厂刚建起来，车间多是年青人，热情都很高，不怕苦也不怕累，比较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1956年，车间来了一位苏联专家奥尔诺夫，他是原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毛坯车间的主任，刚退休。苏联专家指导我们管理和技术，那时我对俄文似懂非懂，跟着听着干，慢慢地基本掌握了工具处管理生产和技术的一些规律。1957年他回国，车间开欢送会，我们几个技术员用俄文唱《喀秋莎》，大家都流泪了。苏联给了一汽建设很大帮助。

陈光祖在“六五二筹备处”门口留影。

陈光祖开着下线不久的“解放”牌汽车。 

1957年，我们参与了“东风”轿车，1958年又参与了“红旗”轿车试制工作。记得是1958年夏天，厂里把“红旗”参考车型零部件放在开阔的厂房地上，让人们去挑，登记后拿回去试制。

 我也去挑。一位车间主任知道这部件要焊接件，我们车间里有上海来的八级焊工，他就说，你把这件抱回去。我问，这是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你就照着干，难度很大。

 后来，我才知道是“红旗”自动变速箱上的变扭器，里面把等分的不锈钢片焊接起来。我们做了等分夹具，用当时先进的苏联原子焊接机一片片焊上再装起来，极不容易。1980年代初，我到美国底特律通用汽车变速箱工厂，参观自动变扭器生产线时，看到了近似的办法，但人家是全自动大规模生产线生产。

一汽集团没有忘记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参与者。

那时，一辆“解放“汽车有7000多个零部件，在一汽生产的占85%，供应商和苏联进口的占15%。每个零件从毛坯到成品，需要我们供给各种夹具、刀具、辅具、模具等，加起来上万种。而且，需要按汽车流水线时间点送给，多了没地方放、少了就得停产，管理必须十分严格复杂。每种工具都有代号，如模具是什么模具，是锻工的还是冲模的，哪个工位用的，都得弄清楚。 

 经过几年实践，我对汽车工具的改革有一些想法。我按产量、进度、技术难易度进行分类，思考如何调整组织结构、改进运送办法、成立数据库等，以提升工具准备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我写出报告，送交工具处党委，得到认可和表扬。

 03.服务饶斌同志 

 1957年的一天，岚清同志打电话给我说：明天下午两点半到汽车宾馆301房，为饶斌厂长(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被称为“中国汽车之父”，时任一汽厂长，岚清同志当时是其秘书)，记录一下报告提要，我有急事去不了，你就去办。

我说，怕完不成任务。

岚清同志说，就是记好提纲，没什么大困难，去吧。 

 当天下午，我准时来到宾馆，那里原是专门为接待苏联专家住的地方。当时，饶斌厂长的生活秘书是滕伯乐。我说，我来做记录。他说，是的。他领我到套间。饶斌厂长让我在床边椅子上坐下。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饶斌厂长，心里有点慌。饶厂长似乎在思考，没有马上讲话，过一会把腿翘起，靠在另一条腿上，而且不断地摇摆着。我心里也像他腿一样转动着，因为好奇，反而心情放松了不少。

 等一会，他说“这个报告题目叫……”又说，“不，题目不够提醒要加深，改为……重点讲3个问题……要把事例也说明一下……”一个多小时后，我做完记录。 

 这次，我离奇地完成了岚清同志交办的任务。

 1959年秋，厂部生产准备处处长黄兆銮(后担任一汽第四任厂长)找到我说，经研究决定，让你到厂里生产准备处工作。在那里，我刚干两三个月，他又告诉我，可能要调你到北京工作，因为你在生产准备处工作时间太短，你还是回原车间，党支部要给你做鉴定。

 1959年底，饶斌同志调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后担任部长)，并新成立汽车工业局，他兼任局长。饶斌同志从一汽抽调50多人，连家属近70人。岚清同志是他的秘书，当然跟着调动。我也被列入调动名单，车间主任感到很高兴，又有个疑问：厂里3万多人，饶斌厂长怎么知道你?我想，应该是岚清同志的推荐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1年初，我来到北京，这是我从微观汽车走向宏观汽车工作的第一步。

多次与岚清同志不期而遇。

岚清同志到机械工业部工作不久，就被调到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业局工作，有时他找我到经委汇报汽车工业情况。按照规则，到经委汇报工作的，应该是汽车局的处长或局长，我不应该随意去报告情况。岚清同志说，这是座谈会性质，不是正式汇报会，谁来都可以。我大约去过3次，经委有几位同志同时听取汇报。

 1968年，饶斌同志调任二汽(现在的东风公司)，担任建厂总指挥。他在文革中受到批斗，又得辛苦地筹建二汽，难度实在太大，病倒了。当时，岚清同志在二汽内燃机厂任党委书记，他给我打来电话，说饶斌同志要到上海治病，你去上海关照一下。

 文革期间，上海汽车拖拉机公司(现在的上汽集团)领导都靠边站，无力接待。我对上海各个分厂都比较熟识，而且我在机械工业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工作，沈鸿是副主任，他安排我到指挥部工作，军管会发有指挥部胸章，工作起来比较方便。

我借故到上海负责接待。饶斌同志及夫人张矛被安排住在位于汾阳路的上海市委招待所。岚清同志又叮嘱我，他舅舅吴大夫是心外科专家，医务方面可以请他安排，并且告诉我他家住址。我去看望吴大夫，商讨如何做好饶斌同志的治疗安排，原上海汽车底盘厂、上海交通电器厂等安排车辆接待和个别人员的生活协助。 

 在吴大夫安排下，饶斌同志住进医院，得到较好的治疗。有一次从医院出来，吴大夫说，看你很瘦，是不是也给你做一个体检?我说，先把饶斌同志的病治好，我不急。我到上海两次，饶斌同志治疗近两个月，效果还不错。紧接着，他又回到十堰抓二汽建设。

 04.心系汽车 

岚清同志对汽车界老人很关怀，多次参加、指导和帮助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的活动。

2013年3月，在纪念饶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时任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岚清同志面前介绍我时说，这是陈老陈光祖同志。岚清同志打趣地说，什么陈老，是调皮蛋。还主动伸出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我说，现在老了，不调皮。岚清同志说，写调皮文章。

在纪念饶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李岚清和王兆国同志与部分老汽车人合影。

2016年2月，在纪念郭力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岚清同志对我说，看到你写纪念饶斌、郭力、孟少农和方劼的文章，你能不能写写对黄一然同志的纪念文章(黄一然曾任一汽副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政务参赞等)。

岚清同志和夫人章素贞在郭力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

和岚清同志一起看照片。

我说，在一汽时，我只知道他是副厂长，但没有参与他的活动，了解得太少。岚清同志说，你现在还有一定活动能力，力争做好吧。为此，我曾跟一汽集团资料室负责人联系，对方说，你来长春时就可帮忙查阅，可惜不久他因癌症去世。后来，我又找一汽党委原组织部部长张新科，他说，你来长春时，可以帮助查找资料。

 但是，等到有机会去一汽时，都是集体活动，安排得太紧，抽不出时间，没办法把事情办成。岚清同志在《回忆在苏联汽车厂实习人员的岁月》中，对黄一然同志的往事叙述得相当多，而我未能完成他的愿望，感到很内疚。

 前几年，岚清夫人章素贞给我打电话说，好久没有见面，可到家里来玩玩，还安排车来接我。那天，岚清同志有事在外地。他们家是一栋二层平房，是砖墙老房，不显什么豪华高档，底下还有一层，岚清同志退休后作的书画、印石篆刻等工具及书籍占满了屋。素贞同志和我聊天，问到我爱人及孩子情况，谈的都是家常事，但觉得很欣慰，中午吃完饭后送我回家。

岚清同志说：“退休不等于生命的终结，往往还有一段很长的晚年。“他倡议干部退下来后，要给自己规划8个字——健身、健脑、读书、写作。这些方面他都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好。他还抽空参与汽车行业一些重要活动，思维非常有创意，生活非常有情趣。

 我以岚清同志在前述文章中的结语与老汽车人共勉： 

 “当看到今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欣欣向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越来越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上携手奋进，我相信，我们的汽车工业强国梦一定会更好地实现!”

陈光祖手稿。

文章转自“帮宁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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